【資料一】
西元1994年春，上海博物館斥資買下香港古董市場一批竹簡，共一千二百餘支，三萬五千餘字。並於西元2001年11月，將其中〈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三篇之圖板及釋文歸結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孔子詩論〉完、殘簡共計二十九支，完整者僅一簡，餘簡殘損較多，統計全數約1006字。
這二十九支簡很多殘簡，有的文義不連貫，因為沒有今本可資對照，簡序的排列就相當困難，局部簡據文義可以排列成序列，但是有的簡中間有缺失或斷損過多，很難判定必然的合理序列。而且沒有發現篇題，雖然所整理簡文內容和書法相同，但原來也未必是單獨聯貫的一本，句讀符不統一，可能分為若干篇，由於殘缺嚴重，只能分類整理，因此整理者馬承源姑且名為〈孔子詩論〉。（按：馬承源為上海博物館館長，他認為該出土文獻顯為孔子語氣，故名〈孔子詩論〉）。
〈孔子詩論〉中，有類似《詩序》性質的部分，先概論〈頌（訟）〉，再論〈大夏（大雅）〉、然後〈少夏（小雅）〉，最後論〈邦風（國風）〉，和現存《毛詩》的〈國風〉、〈小雅〉、〈大雅〉、〈頌〉的編序不同。評論詩篇的部分，通常就固定的數篇詩結合成一組，再加以討論。最特別之處，乃是特別注意情與志之問題，提出「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言」之說法。
〈孔子詩論〉之出土，於文字學與《詩經》經學兩大研究領域皆有十分的重要性。然亦有學者以為可能有偽。然馬承源表示上博館已將這批竹簡做過碳十四測定，又兩次請中國上海科學院原子核研究所以超靈敏小型迴旋加速器質譜儀鑑定，皆證實其為戰國古物，故竹簡本身的真偽並無問題。那麼有無可能是今人偽造書寫於戰國之空白竹簡上呢？這點亦可由整理之初，〈孔子詩論〉中有許多前所未見的文字證明。這些文字引發古文字學者一連串熱烈的討論與研究，至今才獲得解決。是以可知，豈有偽造者有此功力，可偽造出文物史上未出現的戰國楚文字？故可知竹簡上之文字不可能為今人偽造。〈孔子詩論〉中這些以往未見的文字得到解決之後，也將為古文字研究者，提供更多有關戰國楚文字的研究資料。
此外今日研究《詩經》之學者，多以毛公（毛萇）所傳《詩序》為準，《漢書．藝文志》：
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志〉中著錄《毛詩》二十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及今日所見之本。〈儒林傳〉曰：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
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徐敖。
由以上記載可知《毛詩》流傳久遠，然自歐陽修《詩本義》以下常有批評《詩序》者。鄭樵《詩辯妄》、朱熹《詩序辯說》，更極力批評《詩序》；這一派的學者以為《詩序》所言詩旨，往往與詩義難合。因此目前研究《詩經》者，有擁《序》派，亦有廢《序》派。〈孔子詩論〉簡文多言詩旨、詩教，為《詩經》研究者提供了另一項研究《詩序》的重要參考材料。〈孔子詩論〉簡文之中，或由詩篇名或由詩文之斷章，而可與今本《詩經》相對應之篇章，約五十篇上下，深入分析〈孔子詩論〉與《詩序》是否相合，可以為擁《序》、廢《序》兩派學者，提供一項新材料。由於〈孔子詩論〉為戰國中晚期之物，乃《詩經》研究者不可不知之重要文獻。
◎參考改寫自：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2001）
鄭玉珊：《上博（一）．孔子詩論》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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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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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請閱讀【資料三】，並試著說明：〈孔子詩論〉對〈關雎〉有何看法？為什麼會有這種看法？你對這種看法有何評價？
【資料三】
整理〈詩論〉對於〈關雎〉之評述，可得如下之載：
〈關雎〉之改、……〈關雎〉以色喩於禮。（簡
10）
〈關雎〉之改，則其思益矣。（簡 11）
好，反納於禮，不亦能改乎？（簡 12）
其四章則喩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下缺）（簡 14）
倘若對照〈關雎〉原本詩文以及上述五處對於〈關雎〉之相關論評，都未見有特指「后妃」之現象，則〈詩論〉與《詩序》思想之異同及轉化亟待進一步之梳理：〈詩論〉首先以「改」對於〈關雎〉之詩旨作提綱挈領的概括，然後再以「以色喩於禮」的「色」與「禮」對舉，說明「改」之前的「好色」以及之後「反納於禮」的不同狀況。至於「反納於禮」的依據，則有賴於「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下缺）」之補充論述。能夠「反納於禮」，主要因其能「反」之緣故，於是進而以「改」之故，遂產生「其思益矣」的效果，而與「動而皆賢於其初」之綜合評論相契合。
當雎鳩雌雄相和而鳴之物象出現在男子眼前，於是男子有感而隨之興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念。然而在經歷「寤寐求之」、「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的三階段反覆掙扎與思慮之後，終於理解即使思求「好色」乃人之常情，且急於獲得「好色」，甚至於還有迫切獲得「好色」以解決生理衝動的「小好」念頭；但是，畢竟這種類似禽獸般純任生理需要，馬上交合於父母、兄弟、邦人之側的隨處媾和，是會遭人物議的「有死而弗為」之「違禮」行為。既知直接交合乃有所不宜，且是無法成就「大好」的「不應為」之事，於是進而思之，遂知應採行「以琴瑟悅之」方為更恰當的途徑；亦即透過琴瑟相諧且相得益彰之原理，獲得淑女之芳心，將可以達到「擬好色之願」的「喩於禮」之結果。
◎節選自：林素英：從〈孔子詩論〉到《詩序》的詩教思想轉化——以〈關雎〉組詩為討論中心（中山大學文與哲學報，第12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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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四】
〈關雎〉位居風體詩之首，乃《詩序》安插其《詩》教思想之處，則全詩對於《詩》教思想應當具有提綱挈領之作用。然而全詩不諱言男子思慕淑女之愛情，更亟寫男子輾轉難眠的相思之苦。蓋因彰明男女之別，即所以立夫婦之義，而為一切人倫之本，故而為聖人立禮之重要目的與功能。此外，緣於男為陽，具有傾向健動之特質，女為陰，具有傾向柔順之習性，於是在陽動陰靜的天然之性下，全詩以男子主動求配之方式，描述男子思求淑女良配的相思之苦，說明如此愛、欲之性，正是人情之本然，同時也是「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具體展現。對照〈語叢二〉所載，其所謂「情生於性，禮生於情」、「愛生於性，親生於愛」、「欲生於性，慮生於欲」的說法，又可證明男女欲求異性以為配，實為「民性固然」之大事。不過情愛與愛欲等意念之發露雖然皆為人性之本然，但是卻非人性之終極，唯有當人能適當條理情義時，始能凡所舉措皆能出入自如。至於條理情義之道，則有待本乎人情而通乎天地之理序的「禮」以當之，因此攸關男女情理相諧以結合的〈關雎〉一詩，遂成為風體詩之首，以為天下男女「由情入禮」之最佳範式。
無論就〈關雎〉詩文以及〈詩論〉所評，明顯都以全詩寫男子之發乎情、止乎禮，樂得淑女琴瑟和鳴，且能於鐘鼓雅樂中樂以共同敬事宗廟之事，而與后妃無關。因此《詩序》認為此詩乃「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之部分，可謂與詩文以及〈詩論〉之說法相近。然而《詩序》將原來男子相思以求良配之詩義，轉而以「后妃之德」為稱，使全詩的主角明顯由男而轉為女，已不免令人有倒轉乾坤之感；繼而為圓成全詩為「后妃之德」的說法，於是又有「〈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的迂曲補述。如此一來，不但將此「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的主角轉而歸諸后妃，甚且還有違乎人情、悖乎人性地讓此「后妃」忙於物色淑女以配君子，以展現其「憂在進賢」、「思賢才」的「后妃之德」，此又不免令人可議。固然該說仍然強調后妃乃以「賢」為甄選「淑女」之要件，不過還是難逃違背人之常情，而有令人
匪夷所思之感。
蓋以文王之德之美，定然不至於教化后妃時時甄選賢善淑女以服事自己為婦德。倘若如此，而欲天下無曠男怨女，實為緣木而求魚，非僅不得以為天下取法之正經，且無以正夫婦之至道。由此可見以「文王之化」說〈關雎〉，且以不忌妒為「后妃之德」，不但迂曲勉強，而且難得其善解，真可謂「不以其情，雖難不貴」之類，其不可以為民之常經，更非聖人之化，實已相當明顯。雖然〈關雎〉乃以「興」而不以「賦」之法為之，不過，即使為「興」，亦必須有可以「興」之之管道，而非任意隨興皆可「興」之，而有適得其反之虞。
◎結論
綜合以上所述，則知〈詩論〉與《詩序》對於〈關雎〉之評論，固然都以「德」為核心，然而二者實有明顯的分殊。〈詩論〉所重之「德」，乃指男女情愛必須遵循「由情入禮」之途徑；至於其所依據之理，實為天地萬物皆有理序的自然之德。〈詩論〉更順乎此對於〈關雎〉之評論立場，對於其他詩篇之評論，亦多重情性之自然。《詩序》所重之「德」，則因為要特別強調文王對於后妃教化之成果，致使后妃產生極其特殊的婦德，而以后妃為夫君廣進賢女為不忌妒美德之實踐。此外，《詩序》更以后妃不忌妒之美好婦德為思想核心，以〈周南〉、〈召南〉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皆極寫后妃、夫人之德，而為正定天下夫婦之道的根本範式。《詩序》特別標榜文王之化，已開附麗史事之先鋒，導致對於以下各詩篇之詩義提示，時常為求趨近史事之故，時有牽強窒礙之說。
綜合以上對於〈關雎〉組每一首詩的詩文原義、〈詩論〉所評以及《詩序》所載之一一論述，見戰國時期與漢代之《詩》教觀念，確實有所不同。揆度其因緣，則應與不同之時代環境與政治氛圍有關。戰國時期群雄割據，爾虞我詐之局乃司空見慣之事，而各種思潮相對應運勃興。在百家爭鳴之戰國社會中，對於心、性、情、志以及人欲之深刻探求，已成為諸子百家不約而同之思考重點，因此對於《詩》之解讀，有識之士也極容易從內在心志以及外在際遇之角度思考。此從〈詩論〉對於〈關雎〉組詩之評論清晰可見，都明顯呈現人性、人情關懷之多重面向，在在展露人世間生活之複雜與多元面向。
至於《詩序》，由於其完整定型期已至漢代，有鑑於戰國之紛亂以及后妃夫人之德嚴重影響朝政之關係，因而在大一統王朝之需求下，爲配合強化「上以風化下」之作用，於是對於此七首詩之內容有簡單化約於一的現象。《詩序》首先確立二〈南〉擁有后妃夫人之德以化萬民的美麗冠冕，且自此以下，各篇詩旨無不蒙受此冠冕之全然籠罩。在美麗耀眼的后妃夫人光環底下，讀《詩》者已無法睜開明亮的雙眼以明察其他各國之詩，於是乎只能順從以二〈南〉為「正風」之說法，
而只好將〈邶風〉以下委屈為「變風」之行列，且藉此以寄寓其美刺譏諷之意。基於此特殊之背景意識，因此對於〈關雎〉只能認為是「后妃之德」之詩，而並無關於一般人心、性、情、志之問題。其解詩難逃統一格局之窠臼確屬顯而易見。由於詩之本質在於述志言情，因而〈詩論〉之論詩容易接近詩之本義；至於《詩序》則多因政治所需，遂多有迂迴轉進，且推而甚遠之現象，以至於詩義有漸去漸遠，卒至難以回歸詩之本質的困窘。
◎節選自：林素英：從〈孔子詩論〉到《詩序》的詩教思想轉化——以〈關雎〉組詩為討論中心（中山大學文與哲學報，第12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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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綜合過去所學與上課內容，你認為《詩經》的內容為何？〈關雎〉一詩在過去與現代的意義有無轉化？對你而言《詩經》的意義與價值又是什麼？
註：筆者所學《詩經》，於師大承林師素英教導；本講義為大學課程用，由筆者自行設計，銘記師恩以書之。
